只有效法天道，治国、修身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。

又如前所述，直的理论依据是礼，而《礼记·礼运》说：礼也者，义之实也。将臣为君讨贼与子为父报仇并置。

2.仇必和而解 仇的初始意义是指事物间的两两配应或对立关系，仇恨意涵实属后起。而无论是儒家的礼还是法家的法，都是指明确的行为规则，以直报怨中的直对礼尚往来式公平正义的追求，所体现和强调的也是基于此。乌可乎？ 此说是从怨恚心理的合理解决的角度出发，认为怨期于忘之，而吾心不能忘怨，人若有了怨恚，是无法轻易放下的(当然，能自行放下也是好的)，要妥善解决怨恨，就必须使之适当地发泄出来，不至于匿怨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中，晏婴则进一步认为，和是事物间的济其不及，以泄其过，以及人的以平其心，心平德和等，强调的是和对社会与人心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。故父母之于子也，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，而况无父子之泽乎。

至于以德报怨，孙希旦说：以德报怨，则天下无不释之怨矣。他举例说：如吕晦叔为贾昌朝无礼，捕其家人坐狱。否则，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，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。

第三，人的觉醒，在于我自己一个个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，他说： 要注意这时的人从头起就先认识了自己，认识了我，而自为肯定。综上所述，显然，梁先生关于西化的论述不是局部的、零星的，而是全面的、系统的，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。[34] 梁漱溟：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第17页。所谓共和、平等、自由不过如此而己，别无深解。

所谓个性伸展就是社会组织的不失个性，即自由的社会。当然，梁先生这个观点是可以商榷的： 首先，严格讲，中国所缺乏的不是笼统的科学，而是现代的科学。

权利的有无，若自大家彼此间比对着看，便有平等不平等的问题，若自一个个人本身看，便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。最后，梁先生指出，中国的当务之急，最首要的问题就是个人权利的稳固： 我们需要的很多，用不着一样一样去数，但怎样能让个人权利稳固社会秩序安宁，是比无论什么都急需的。[29] 梁漱溟：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第206页。照中国所走那条路，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，同时在个人也不得自由。

他说： 第一路走完，第二问题移进，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之会，于是照样也拣择批评的重新把中国人态度拿出来。[51] 梁漱溟：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第56页。欧美等国完全是西方化的领域，固然不须说了。[⑥] 我们现在放开眼去看，所谓东西文化的问题，现在是怎样情形呢？我们所看见的，几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。

[21] 梁漱溟：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第45页。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都不同程度地西化：不仅其形下学、即所谓新外王——科学与民主是西化的，而且其内圣方面的形上学也是不同程度地西化的结果。

收入《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——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》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。2、生活意志论 众所周知，梁先生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的存在论，核心范畴乃是生活，我称之为生活论转向[50]。

【摘要】一代大儒梁漱溟先生在其代表作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中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全盘西化的理论，即通盘受用西方化或全盘承受西方化的理论。[30] 这里，梁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：自由与平等的问题，归根结底是个人权利的问题。（二）意志论的人性理论 在梁先生的上述历史哲学的背后，还有更为深层的哲学支撑。这是基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分：在私人领域，个人的事大家都无过问的权，这就是自由。[②] 梁漱溟：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第17页。在梁先生心目中，中国社会一直是奉行调和持中态度、中庸之道的社会，不可能自发地走向现代性。

除非三种人生态度、文化精神都是出自人类本性的。然而，同一的人类本性何以竟会生出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文化精神？这些都是梁先生始料未及的问题。

这涉及科学的概念问题，广义的科学区别于哲学的地方，就在于它思考的不是存在者整体[11]，而是某个具体的存在者领域。但是，梁先生的论述却不限于民主与科学，而是全盘性的或通盘性的。

[45] 另一种则是前现代的立场，这也是中国目前的某些原教旨主义儒家的立场，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，是要人们回到前现代的古代社会。[37] 梁漱溟：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第203页。

这个西化方案的哲学基础是梁先生的三段式的历史哲学，即关于中、西、印的文化三路向的理论。按照梁先生的这种历史哲学，中国文化本身是不可能产生民主与科学的： 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，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，就是再走三百年、五百年、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、火车、飞行艇、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。[⑦] 这其实就等于承认：民主与科学等现代价值乃是一种普世价值。[16] 第二，梁先生这里的批判，涉及了孟子讲的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。

[32] 这里的第一层是讲的民主问题，第二层是讲的自由问题。[25] 梁漱溟：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第210页。

[54] 梁漱溟：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第57-58页。人类文化之初，都不能不走第一路，中国人自也这样，却他不待把这条路走完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。

[15] 梁漱溟：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第43页。最根本的范畴是意欲（will）。

1935年，胡适发表《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》，指出全盘西化一词招致诸多无谓的争议，不妨改作充分世界化。所以，他对陈独秀《新青年》的西化宗旨大加赞许： 到民国九年看见《新青年》六卷一号陈独秀君的《本志罪案之答辩书》说他们杂志同人所有的罪案不过是拥护德、赛两位先生——Democracy、Science——罢了。那么，梁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究竟是怎样一种理论呢？ 二、梁漱溟全盘西化论的基本内容 所谓西化，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下，主要是引进民主与科学，梁先生所提到的陈独秀的《本志罪案之答辩书》称之为德先生（Democracy）和赛先生(Science)[⑨]。现在所谓小范围的生活——表层生活——就是这大意欲对于这殆成定局之宇宙的努力，用这六样工具居间活动所连续而发一问一答的事是也。

注释： [①] 梁漱溟：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商务印书馆1999年7月第2版，第17、209页。由生活相续，故尔宇宙似乎恒在，其实宇宙是多的相续，不似一的宛在。

两者之间，自由问题显然是更优先的问题，因为自由作为个人的自由，最接近于个人的权利。这个清醒，又是理智的活动。

然而可贵的是，他作为一位儒家而有这样的判断，意味着儒家并不就是拥护皇权专制的。[46] 如果梁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态度也就是前现代的中国文化传统，而它导致了梁先生所批判的皇权专制，那么，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将会意味着什么？当然，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梁先生的思考范围。